军火巨头一边卖武器一边喊和平转头却把枪口对准自己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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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讽刺的是这些军火巨头的枪口从来不只对外。他们卖武器给外国军队，也卖给自己国家的警察局、边境巡逻队甚至国民警卫队。他们游说政府放宽执法装备限制，把战场用的装甲车、夜视仪、声波武器打包卖给地方警局。他们培训执法人员使用致命武力，提供弹药折扣和维保套餐。当街头出现抗议人群时，这些装备就从“国防”变成了“维稳”。和平口号还在墙上挂着，枪口已经对准了举牌子的公民。
军火巨头的逻辑很清晰：利润不分敌我。他们向A国卖战斗机，向B国卖防空系统，向C国卖反坦克导弹。他们同时是冲突双方的供应商，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，订单就越不会断。他们甚至研发“低致命性武器”卖给国内执法部门，说是减少伤亡，结果这些武器被用来驱散和平集会、镇压合法抗议。橡胶子弹打瞎眼睛，催泪瓦斯灌进居民楼，声波炮震伤孕妇。军火巨头会说这是“使用不当”，可他们明明知道买家怎么用这些东西。
转头看看他们的公关部门在干什么。他们赞助学校的安全教育项目，捐钱给退伍军人协会，发布“企业社会责任报告”强调环保和人权。他们请退役将军当顾问，在智库写文章鼓吹“防御性武器”的必要性。他们甚至参与起草武器贸易条约，然后雇律师找漏洞。他们一边喊“防止武器落入坏人手中”，一边把武器卖给人权记录糟糕的政府。因为那些政府付钱最快。
最赤裸的案例是军火巨头对本国公民的武器输出。他们通过“军事剩余装备转移计划”把淘汰的装甲车、步枪、防弹衣低价卖给地方警局。他们开发“反恐”监控系统卖给市政部门，用来追踪抗议组织者。他们提供“人群控制”培训课程，教警察如何在拥挤街道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。当公民走上街头要求问责时，迎接他们的是军火商制造的武器。和平口号成了笑话。
军火巨头的股东们从不担心利润来源。他们持有武器制造商的股票，也持有私人监狱和安保公司的股票。他们投资媒体公司，让新闻频道淡化警察暴力事件。他们资助政客竞选，确保国防预算和执法拨款年年增长。他们甚至建立“慈善基金”来洗白形象，给社区捐篮球场，同时卖狙击步枪给特警队。这种分裂人格成了行业标准。
有人说军火巨头也是生意人，逐利正常。但生意人不会天天喊和平。卖烟草的不会说“我们卖烟是为了呼吸健康”。军火巨头却敢说“我们卖武器是为了保护生命”。更恶劣的是他们把枪口转向本国公民。对外军售至少还有国会听证和出口管制，对内执法装备销售几乎畅通无阻。军火商直接对接警察工会和市政采购部门，用“反恐急需”和“治安恶化”制造恐慌。结果就是每个小镇警察局都有军用级装备，每个社区都可能变成战场。
当公民抗议军火商资助政客时，警察开着军火商卖的装甲车来了。当学生要求校园禁枪时，校警拿着军火商供应的步枪巡逻。当记者调查武器流向时，军火商的律师团发来禁止令。和平口号印在年报封面上，枪口对准的是写请愿书的选民。
军火巨头永远不会承认这个矛盾。他们会说“我们遵守法律”，但法律是他们和政客一起写的。他们会说“我们支持和平”，但和平只是他们财报里的风险对冲词汇。他们会说“枪口对准自己人是极端个案”，可每个个案背后都有军火商的销售代表签过字。
所以下次听到军火巨头喊和平别信。看看他们卖给警察局的武器清单。看看他们资助的政客投票记录。看看他们工厂门口运货的卡车方向。和平口号是给股东听的。枪口方向是给公民看的。这就是军火巨头的游戏。他们卖武器赚钱，喊和平避税，转头把枪口对准自己人。不是失误。是商业模式。
图为博览会国际馆。中新社记者 王宇 摄未来不断发展创新，携手共建美好城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