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有疯的推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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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他们又来了。穿白衣服的人站在门口，其中一个拿出本子，问我今天感觉怎么样。我说很好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。我看不见他写了什么，但我猜得到。他们总是写“仍有妄想”或者“情绪不稳”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写。我只是说墙上有纹路，他们就记下来，好像纹路是我编出来的。

我试着推理。如果我没有疯，那么我说的话就是真的。墙上有纹路是真的。我数了七个弯也是真的。他们不相信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吗。不，他们看得见。他们只是觉得我不该注意这些。一个正常人不会盯着墙看半天。可我是因为无事可做。坐在椅子上不能动，眼睛总得有个地方放。这不能说明我疯了。

我又想，如果他们是对的，我疯了，那么我的推理本身就有问题。一个疯子不会承认自己疯。可我也没承认自己疯，我只是在假设。假设自己疯，然后看看这个假设能不能成立。这听起来像哲学，不像病。但他们不区分这个。他们只看见我自言自语，就记一笔。

我换了个角度。假设我没有疯，那他们为什么送我来这里。可能是因为我说了一些话。我说过什么呢。我说过窗外的树在动。树确实在动，有风。可他们说那棵树是假的，是画在玻璃上的。我仔细看过，树皮上有蚂蚁爬。画上的蚂蚁不会爬。但我说了蚂蚁，他们就更确定我疯了。因为那扇窗户是封死的，外面没有树。我后来想明白了，那棵树是隔壁房间的投影，或者是我眼睛里的影子。可当时我确实看见了蚂蚁。看见就是看见，我不能说没看见。

这里有一个矛盾。如果我没有疯，我看见的蚂蚁就是真的。可窗户封死，外面没有树，蚂蚁就不该存在。所以要么我疯了，要么这房间有问题。房间有问题这个说法太大了，我不敢往下想。但我可以退一步。也许蚂蚁是真的，树是假的，蚂蚁爬在假树上。这也不合理，假树上不会有真蚂蚁。所以蚂蚁也是假的。可我怎么看见假蚂蚁的呢。也许是我眼睛里的飞蚊症。飞蚊症会动，像蚂蚁。这个解释成立。我接受了。可他们记录的是“患者坚称树上有蚂蚁”。他们没记我后来的修正。这不公平。

我又想到另一件事。前天吃饭的时候，我把勺子掉在地上。弯腰去捡的时候，看见桌子底下有一行字。用铅笔写的，很淡。写的是“别相信他们”。我看了很久。字迹很工整，像是成年人写的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因为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说那是我自己写的。可我确实没有写过。我的铅笔在抽屉里，笔尖是圆的，那行字的笔尖是尖的。我检查过。这个细节我记在心里。尖笔尖和圆笔尖不一样。我没有疯到分不清笔尖。

但问题来了。如果那行字是别人写的，谁写的呢。这层楼只有我和隔壁的老头。老头整天睡觉，手抖得拿不住笔。护士不进桌子底下。清洁工每周来一次，用的是拖把不是铅笔。所以那行字只能是我写的。可我明明记得我的笔尖是圆的。也许我记错了。也许我换过铅笔。也许我半夜起来写了又忘了。这些都有可能。我不能排除这些可能。但我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。另一种可能是有人进来写了字又走了。门没有锁，晚上走廊有灯。有人想告诉我什么。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了一阵。后来我冷静下来。如果真有人想告诉我什么，为什么不直接说。写在桌子底下太麻烦了。除非那人也不能说话。可这楼里不能说话的人只有我一个。这就绕回来了。

我决定做个实验。我在桌子上放了一粒米。如果第二天米的位置变了，就说明有人进来。今天早上米还在原处。一粒米都没动。这说明没人进来。那行字还是我写的。我接受了这个结论。可我又想，也许那人看见米就不进来了。米是个信号。我放米等于告诉对方我知道有人来。这个推理很合理。但我没法验证。验证需要另一个人配合。我没有另一个人。

他们说我总在推理。推理本身不是病。可推理太多会让人累。我累的时候会闭眼。闭眼的时候听见走廊里有推车的声音。推车的声音很规律，每隔一会儿响一次。我数过，三十七次。三十七次之后就没有了。第二天又是三十七次。这个数字很稳定。稳定说明有规律。有规律说明有人在操作。可护士说晚上没有人推车。那声音是暖气管里的水。暖气管的水不会数到三十七就停。我坚持这个看法。他们又记了一笔。

现在我坐在这里。墙上的纹路还是七个弯。我没有疯。我只是在观察。观察不需要理由。他们说我病了是因为我不按他们的方式观察。可他们的方式也不一定对。他们看见纹路就说正常。我看见纹路就说妄想。区别在哪里呢。区别在于他们不看。不看的人说看的人是疯子。这个逻辑不通。但我不能跟他们争。争了就是“情绪激动”。情绪激动也是症状。

所以我安静地坐着。数纹路的弯。七个弯。明天我再数一遍。如果还是七个，就说明我的记忆没问题。记忆没问题的人怎么会疯呢。这个推断我留给自己。不写下来。写下来他们会拿走。拿走之后我就真的只剩下墙了。墙上有纹路。纹路会说话。它说我没有疯。我听见了。

10月30日，台湾文创新品引人关注。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未来不断发展创新，携手共建美好城市。